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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列阳:“捕诉合一”之后对刑辩律师业务的新挑战

2018年9月1日,第三届“刑辩十人”论坛在京都律师事务所拉开了帷幕。本届论坛可谓群星云集,知名专家学者、一线刑辩律师和优秀检察官等共同探讨刑事法领域的前沿问题,即“捕诉合一”对刑事辩护的深远影响。


以下内容根据成都成都刑事辩护律师网主任钱列阳律师的现场发言整理。


很荣幸到京都所开这个会,我谈一下我的看法,捕诉合一意味着逮捕条件会增高,取保会增加,同时不逮直诉,这样的案件会越来越多。以前只要不批捕,就取保,就是不诉或者是缓刑。现在“捕诉合一”了,减少了审前羁押,但不捕直诉案件可能会有所增加,所以“捕诉合一”并不一定直接导致了起诉案件的大规模减少,这里面的好与坏、对与错、利弊得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等待一段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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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列阳律师


但是作为刑辩律师,我想谈几个小问题,供大家参考。当我们把这个案子接过来以后,由于我们提出了取保候审申请,然后批捕的公诉人看了以后,觉得案件证据的确还不成熟,最后不批捕,我们的当事人就取保成功了,这是不是我们就大功告成了?不一定。因为这个时候不捕而取保的含金量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不一定再是不诉或者是缓刑的代名词了。很多案子恐怕还是要走向定罪,这种定罪后再羁押的方式,以后有可能会多起来,律师跟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可能就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取保候审,被告人出来了,他要直接阅卷,被告人本人有没有阅卷权?案卷里面就有证人的电话、住址和个人信息,被告人对律师提出阅卷权,我们该怎么做呢?


第二,被告人直接要求我们律师再去找某某证人取证,因为检察院和公安局取的证据不对,律师是拒绝还是接受呢?


第三,被告人如果自己直接去找证人核实所看到的证言了,由此发生了矛盾冲突甚至社会危害后果,这个怎么解决?我们律师有责任吗?


第四,被告人出来以后,脱保躲藏起来了,只与我们律师单线联系,司法机关找律师询问住址,律师有保密义务吗?这个时候律师该怎么办?


第五,被告人脱逃了、自杀了,或者被杀了,律师没能保证取保申请承诺的被告人行为,该承担什么责任?作为被告人,他脑子想的不是司法公正,而是自己利益最大化。如果当事人是在押,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取保了,他会权衡脱逃和服刑的利弊。这种情况在香港,发生了很多次。上次我们开研讨会,香港一个律师就讲,见了被告人以后,上午开完庭,下午接着开,下午人就没了,晚上电话告知说人已经在珠海了,说谢谢律师过去的工作。


趋利避害是人性本能,当事人被取保的状态下,永远想的是自己利益得失的权衡问题,一旦被取保,委托人和被告人脑子根深蒂固就是,等着十年的徒刑我受不了,宁可藏起来,这个时候律师夹在中间,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该怎么解决?


再次,以后取保出来被诉的案件,给律师服务的成果和服务的质量有了量化标准。第一,取保出来不诉;第二,诉了以后,能判成无罪;第三,即使有罪,也必须是缓刑;总之不可再进监狱。这是家属和被告人的必然希望和要求。所以最后这样的案子被辩护半天,判处有罪了,处实刑了,甚至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直接就被认为是辩护律师工作的失败,虽然业内人士可以理解,但是家属一定不这么看。如果全都羁押了,被判十年徒刑,家属认为理所当然,一旦出来了,再进去,落差就是受不了,所以“捕诉合一”带来了不捕只是辩护律师的工作第一阶段,我们面对司法机关的时候,在细节操作的问题上,客户对我们的底线要求只要人取保了,一定不能再进去,这是底线。现实中十有八九家属是这么说话的,我们的案子经过努力辩护,如果最终当事人被判了12年,我们如何对客户交待?


很可能将来面对这样一个局面:律师真的尽了很大的努力,从15年减到了12年了,但是对于被告人来讲,服刑时间是漫长的12年,家属认为你做得很失败,人都出来了怎么又进去了呢?


综上,我认为律师更多的是要想一想如何在跟取保当事人的沟通中,保护好自己,免得被投诉,免得被退费,免得前功尽弃,我觉得这是展现在刑辩律师面前最新的业务要求。谢谢!



转发自微信公众号“京都律师”